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关税自主权遭受根本性破坏的起点，当属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英国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。这份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，更通过其配套协定关税制度，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自主制定关税税率的权力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关税权的丧失并非仅由单一条约造成，而是通过《南京条约》及其后续补充条约共同形成的制度性安排，这个变化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格局。
一，《南京条约》本身虽未直接详细规定具体关税税率，但其第十条明确规定英国商民"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，均宜秉公议定则例"，这句看似平和的表述实际上为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埋下了伏笔。其中"秉公议定"四字成为后续谈判中英方要求参与制定关税规则的法律依据。在1843年签订的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》（又称《虎门条约》）及其海关税则细则中，这一原则被具体化为值百抽五的进口关税税率，且规定未来税率调整必须经过双方同意，这实际上将中国单方面决定关税的权利转变为中外协商共议的制度。
二，这种"协定关税"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最直接的表现是，中国政府失去了通过调整关税保护本土产业、调节财政收入的能力。当需要提高关税以增加国库收入或保护特定行业时，清政府必须获得缔约各国的同意，而这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困难重重。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大量外国商品以极低关税进入中国市场，严重冲击了尚处于手工业阶段的本土产业，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海关行政管理权逐步落入外国人手中，形成了长期由外籍税务司主导的中国近代海关管理体系。
三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，这种关税制度的建立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与领事裁判权、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。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，使得任何一个缔约国家获得的关税优惠自动适用于所有缔约国，这导致中国在面对多个西方国家时形成了被共同约束的关税壁垒。这种层层加码的不平等条约体系，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近百年间始终难以恢复完整。
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，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恢复过程，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曲折缩影。直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关税自主政策，中国才在法律层面重新获得制定关税税则的权利，而实际完全恢复海关行政管理权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。这段历史提醒我们，关税自主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体现，更是维护产业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关键保障。在当代全球贸易体系中，虽然各国关税水平通过协商确定，但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现代关税协商制度，与近代不平等条约下的协定关税有着本质区别，这也是理解现代国际贸易秩序演进的重要视角。
